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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赫鲁晓夫密报的知名及中中原人民共和

发布时间:2019-06-07 14:23编辑:世界史浏览(150)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同事的一次“突然袭击”。本来主席团会议的议程是讨论有关粮食收购工作和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事宜。但会议临时更改了议题:讨论粗暴破坏集体领导的问题。赫鲁晓夫也从主持会议的主席变成了遭到群起而攻的对象。在当天出席会议的八名主席团成员中(另有三人或出国访问,或在休假,或在外地未能赶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为他辩护多于对他批评的只有米高扬一个。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中国获取秘密报告广西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混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怎样出台的?中国是怎样得到这个报告文本的?中国对此的最初反应是什么?本文拟根据近10年来国内外披露的一些历史文献和史料,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出台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由于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斯大林放弃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在苏联建立起一套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使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病。斯大林的逝世,使许多人开始思考苏联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思考首先是从苏联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开始的——他们感受到要改变国内政策的必要性。苏联领导人正是从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生产开始,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1953年,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八月会议上关于必须优先生产日常生活消费品_的讲话和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提出的农业改革纲要,可以看做是经济政策“解冻”的第一个信号,是修正苏联传统经济模式的初步尝试。虽然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之间的政治较量正在暗中进行,但必须改变经济政策以解决社会生活急需的问题则是苏共领导人的共识。苏共二十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其议题主要是讨论和提出改革的方针问题。但长期以来,这次会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结束时作的冗长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期间、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错误,在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混乱。苏共中央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实际情况并不像赫鲁晓夫本人回忆和一些研究者认定的那样,似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由赫鲁晓夫个人突然提出来的。同国际和国内问题一样,苏共二十大在党内提出斯大林问题也有一个逐步成熟的历史过程,而且得到了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在击败其政治对手后,提议10个月后召开苏共二十大,其议程是常规性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这项建议,其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在会议上提出斯大林问题。然而,在为苏共二十大准备材料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浮现出来,这就是关于30年代大规模的“肃反”问题。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的平反工作已经开始,并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只是进展缓慢。而党的代表大会不仅要对一系列历史问题作出结论,还要给那些受到迫害和牵连的人及其家属一个交代。于是,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积极地开展了对在1936年至1939年间被判罪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案件的重新审理工作。很快,揭露出一系列假案和冤案。1955年3月14日苏联副总检察长萨林向苏共中央报告,苏联检察院特别案件处在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一二月份,共审理了13084起反革命案件。其中由于在原审判中“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而由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有7727件。此外,根据被判刑人员及其家属的申诉书正在进行核查的案件还有1万多件,而尚未处理的申诉书则有3万多份。苏共中央主席团不得不着手对这些案件进行认真研究,为无辜的受害者平反。到1955年秋,关于30年代“肃反”以及斯大林应该对这些冤假错案承担责任的各种申报材料已经堆积如山。同时,得到平反的人开始重新从监狱、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11月5日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作出决定:在即将来临的斯大林诞辰日,不再像往常那样召开隆重的集会进行庆祝,而仅在报刊上刊登一个消息。由于社会的压力,必须进一步加快平反工作的步伐。在12月31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以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恩列斯研究院院长波斯佩洛夫为首的新的专门委员会。一个月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在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尖锐地谈到斯大林和个人崇拜问题,并且在领导层内部展开了争论。这一天,苏联国家安全部前特大要案侦察员罗多斯从监狱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他被要求如实地回答所有主席团成员的问话。与之交谈后,多数人都不再怀疑:斯大林直接领导了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甚至规定了各地逮捕人员的名额。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提出了一个尖锐而直率的问题:“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对此,赫鲁晓夫提议将这些事实真相补充到苏共二十大工作总结报告里。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赞同他的建议。莫洛托夫虽然也同意说出事实真相,但他坚持在报告里必须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和“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随后的发言中,米高扬、萨布罗夫、马林科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的建议,认为“有责任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向党说明这一切”,“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危害”,“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莫洛托夫,尽管他们也同意“党应该了解真相”,但伏罗希洛夫建议,因事关重大,“应该考虑周全”,“一步一步地来”。莫洛托夫坚持认为,“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至于那些“可耻的事情”,“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来得及搞清楚”。最后,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了党的利益应该作出决定”,必须认识到,“斯大林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赫鲁晓夫提出,虽然“在代表大会上不谈恐怖手段的问题”,但“应该确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置于应有的地位”,以后在宣传画和文学作品中,“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并“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在2月3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纪念伏罗希洛夫75岁生日而发布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命令中,只称其为“伟大列宁的忠实学生”,而在以往的标准用语中是一定要提及“斯大林”的。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莫洛托夫认为苏共二十大前未必能够搞清楚的事情,没过几天就有了明确答案。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长达70页的详细报告,报告所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反党、反苏和反革命案件都是侦查机关捏造的,而且是采用各种非法手段逼供的结果。“肃反”的浪潮波及到全国所有地区和部门,“在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报告提出的充分证据表明,不仅大规模“肃反”运动是斯大林直接推动的,其中许多重大案件也是他亲自过问和决定的,甚至采取“对社会主义法制最粗暴无耻的破坏”的酷刑和“最野蛮拷打”的方式进行审讯,也曾经两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励。报告最后总结说:“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而这种‘个人崇拜’无限度地、无止境地赞美和夸大了斯大林的作用。”所有看到报告的人都震惊了,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事实是如此地令人恐怖,当他汇报时,特别是讲到那些非常沉重的地方,眼睛里噙着泪水,声音也颤抖了。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情况,但委员会所汇报的一切,我们当然是不了解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经过了核查并被文件所证实。”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材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出现了严重分歧的场面。赫鲁晓夫首先表态:应该有勇气向代表大会说明真相,需要考虑的是怎样讲,由谁来讲,但不讲是不诚实的。赫鲁晓夫建议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重点是讲个人崇拜问题,还提议将列宁表示要与斯大林分手的“政治遗嘱”等未公开的历史文件分发给大会代表。同2月1日的会议一样。莫洛托夫立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他坚持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人,而且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倾向于莫洛托夫的立场,虽然同意向大会说明真相,但强调要“保持冷静”,“谨慎行事”。其他所有的人则明确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反对莫洛托夫的立场。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说明事实真相,已经没有分歧,差别是细微的,并强调不必害怕,也不要“犹豫不决”,而应该“彻底揭露”个人崇拜问题。至于由谁来报告,赫鲁晓夫建议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会议通过了在2月13日下午召开中央全会和让二十大代表了解未发表的列宁文件的决议。2月13日首先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如下决议:委托赫鲁晓夫召集中央全会;向中央全会提交议案,说明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确定赫鲁晓夫为报告人。赫鲁晓夫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说明很简单,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提到“为了使代表们正确地理解出现在个人崇拜和集体领导问题上的重大转折,为了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具体材料,应该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主席团的议案。这就是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已经确定,由赫鲁晓夫本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只是,中央委员并不了解报告的具体内容,报告的文本或提纲也没有提交会议讨论。原因很简单:报告文稿还没有形成。直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了几天以后,2月18日,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才提交了他们起草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初稿,其主要内容是关于30年代实行“肃反”的大量具体事实。赫鲁晓夫显然感到不足,第二天又向速记员口授了一些需要补充的内容。在这份口授记录中,不仅增加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斯大林对党内领导人实行清洗的事例,而且用词也显得更加尖锐和激烈。随后在这两个文本以及其他人提供的文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最后的文本,并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征求意见。在2月22日临时召集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了宣读秘密报告的时间——24日大会选举结束以后。25日以前,报告的最后文本终于准备好了。目前知道的有苏斯洛夫、谢皮洛夫的修改文本,所作改动都不大,主要集中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赫鲁晓夫补充的部分事例被删掉了。最后文本吸收并综合了这些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这样出台了。中国获取秘密报告广西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接受苏共中央的邀请,并按惯例于1956年1月16日决定派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五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朱德为团长(当时朱德正在东欧访问)。2月4日,朱德从波兰提前到达莫斯科。2月11日,代表团其他三名成员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也由北京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晓汇合。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朱德率中共代表团与其他55个外国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即2月25日上午(几乎所有的中文论著都说在24日至25日夜间,不知根据何在。在俄国档案的记载中,由布尔加宁主持和赫鲁晓夫作报告的秘密会议是在25日上午举行的),赫鲁晓夫在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由于中共代表团没有受邀参加这个秘密会议,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文本的呢?关于这个情况,中国史料中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就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秘密报告。从上面介绍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的情况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吴冷西的说法是,2月26日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秘密报告的内容,只念了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后来,新华社是根据3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的报告文本连夜组织翻译并印发中央领导人的。吴冷西的这个说法也有记忆的错误——《纽约时报》是6月5日刊登出秘密报告文本的,而新华社翻译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有关报告内容的传言和消息。李越然、吴冷西无疑都是中苏关系的重要当事人,但他们当时都不在莫斯科,对苏共二十大并未身历其境。据陪同朱德参加苏共二十大的翻译赵仲元回忆,秘密会议召开之前,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波诺马廖夫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情况,并解释说对中共并没有保密的问题,但苏共不希望其他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因此也不便单独邀请中共代表团。报告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赵仲元等人连夜将报告译成了中文。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拉科西回忆说,他也是2月26日看到报告文本的。俄国档案记载的情况是,2月27日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将报告和决议文本交给了参加大会但未被邀请出席秘密会议的13个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并要求“离开莫斯科之前应将材料交回”。这里的一天之差,可能是记忆的错误,也可能是中共和匈共的确早一天看到了文件。2月27日和28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主要内容就是通报苏共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赫鲁晓夫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意义,认为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的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法制就不能恢复,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发展”。3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专门印制150份报告文本,并通过苏联驻外使馆寄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是,3月3日邓小平等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便带回一份报告文本。同日,留在莫斯科的王稼祥又书面报告邓小平:苏共中央交来一份经赫鲁晓夫本人校对过的秘密报告的正本,并告文本不必退还,用后可以烧掉。另据薄一波回忆,米高扬4月6日访华时也带来了一份秘密报告文本。总之,到3月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仅已经了解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而且先于西方得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中国对秘密报告的最初反应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共产党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初即获得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共中央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也没有在党内立即答复基层党政组织的各种猜测和疑问。中共中央在得到秘密报告文本后,一方面保持沉默,一方面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与朝鲜、越南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不仅在广大党员中口头传达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而且将译文印成小三十六开的册子,只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字样,随《参考资料》发放。这些内部刊物虽然发行范围有限,但并非机密文件,因此散布很快。外文书店甚至公开出售刊有秘密报告的美共英文报纸《工人日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以至抢购一空。这至少说明了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倾向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关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最初看法,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党内会议的讨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人之间的谈话,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不同的:公开表态最为谨慎,内部讨论就开放一些,而私下谈话最为自由。关于党内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期间,195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便议论了苏联问题。3月3日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的当天,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等人开会,由邓小平汇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情况。此后(3月12日至4月4日)中共连续举行高层会议,集中讨论了斯大林问题。3月16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开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在3月19日的会上,毛泽东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关于公开表态,是指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月5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从积极方面吸取苏联的教训。如果说在理论探讨方面中共更多地想显示比苏共高明的方面,那么在与苏联人的多次谈话中毛泽东则着重强调了中苏两党一致的方面。如3月31日,毛泽东在与尤金进行的3个小时谈话中,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这次谈话给人的印象是,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无多大区别。当尤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时,毛泽东表示同意,并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毛泽东还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5月2日,毛泽东在与尤金的另一次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由于这个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毛泽东称赞“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同时又指出,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最后,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由于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综上所述,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原则问题上,特别是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苏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不满的地方,认为苏共批判斯大林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但并不反对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中苏论战时中共公开指责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只能看做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路线而言的,与苏共二十大并没有什么关系。

    图片 1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是中苏关系史中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其研究有了比较深的拓展,出版了由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整理的三卷本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同时,俄罗斯也解密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档案资料。学界关于赫鲁晓夫的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起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吗?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最大的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以往人们多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即兴之作。近年,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同意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有赫鲁晓夫个人争权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审判贝利亚和大批政治犯从劳改营回来,需要苏共对此做出解释,这个问题不解决,无法满足那么多受害者要求平反的愿望,如果一个个案件审查下去,不知道要用多少年;苏联社会需要改革,不打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改革难以进行,反对个人崇拜实际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所揭出的事实有根据吗? 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档案资料和苏联历史的研究成果,“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揭露的斯大林滥杀无辜的事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学者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赫鲁晓夫并非中苏大论战时期中国人所指责的“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他曾真诚地认为斯大林是英明正确的,对斯大林的颂扬有求生存的一面,也有真诚的一面。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看法开始改变,1953年以后对斯大林时期案件的复查,让赫鲁晓夫认识了真实的斯大林,良心和道德让他不能对此无动于衷。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个性和不良品质。俄罗斯学者认为,赫鲁晓夫“没有触及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而斯大林的许多无情措施(如集体化或与党内反对派的残酷斗争)受到了赞扬并被证明是正确的。赫鲁晓夫试图把问题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把大规模镇压看成是历史的偶然。”赫鲁晓夫没有看到产生这一现象的体制性因素,造成了个人崇拜现象仍不断重演。从本意而言,赫鲁晓夫认为铲除了斯大林的错误,社会主义会焕发生机,苏联人的生活会更好。始料不及的是出现了波匈事件,动摇了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对此,赫鲁晓夫是不能接受的。他虽然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对斯大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怀疑,他要捍卫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怎样认识和评价赫鲁晓夫的改革?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之时,苏联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农村日益贫困,粮食出现危机,住房短缺,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数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和监狱中,苏联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与西方大国关系紧张,社会要求新的变革。因此,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苏联需要改革,承认赫鲁晓夫作为改革者的历史地位。 对于赫鲁晓夫进行的改革,学术界的评价有很大不同。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更多地关注农业的发展等,尽管没有冲破斯大林体制,但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为苏联后来的改革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力达到顶峰准备了条件。还有的学者指出,“铲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大历史功绩。它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苏联社会民主化进程。”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对赫鲁晓夫的改革评价过高,他的改革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斯大林体制,仍是在原体制内打转,他没有改变苏联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只是为企业换了个“婆婆”,原来由中央集中管理,现在有些企业划归地方管理;他也没有意识到苏联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行民主化,仍是个人集权、集中决策,在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又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虽然停止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滥杀无辜,却没有为布哈林等人平反,平反工作很不彻底,这为后来勃列日涅夫的重新斯大林化提供了条件,也限制了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探索;赫鲁晓夫虽然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提出不同制度国家关系应该遵循和平共处原则,提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坚持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与美国进行争夺。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根本解决苏联的问题,却浪费了大量时间,使苏联再次失去了改革的良机。还有极少数学者坚持认为,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搞修正主义,苏联的剧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 赫鲁晓夫的改革为何没有持续下去? 赫鲁晓夫没有走出斯大林模式,在当政之初,实行了许多有利于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积极性的举措,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后来他又重新走到老路上去了,大搞合并集体农庄运动。学者分析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持续下去的多方面原因。 其一,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等苏联高层领导人,并没有真正深入民众,在理论观念上仍认为斯大林模式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反对的是斯大林个人,而并没有从体制、制度层面去认识问题。”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办法是给农民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把土地转交给集体农庄庄员个人所有,但这一办法从来没有讨论过。他们仍然强调重工业是基础,要求居民做出牺牲,也并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的文学政策,没有给作家独立自主的创作权,在“解冻”的同时处处“防洪”,使许多优秀作品不能发表,像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作家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损害了苏共的形象。因而,有学者提出,“赫鲁晓夫是一个勇于否定过去而又不能彻底摈弃历史遗产的人物”,他不可能完全告别斯大林时代,他所做的只能是对其进行修补而已,要求他根本解决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客观的。 其二,赫鲁晓夫无力自觉把握时代转换的战略契机,并未根本改变斯大林留下的政治经济体制。他的改革缺乏总体构想和科学性,实际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许多决策带有主观主义色彩。他的一些举措,如实行干部的任期制和取消干部的许多特权,本是得民心的举动,在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他并没有把干部的选举权给民众,上层和中层干部越来越与基本居民群众相脱离,干部的升迁与否主要取决于对上级领导的个人忠诚。党内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宫廷政变的方式把让他们感到不稳定的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其三,赫鲁晓夫的改革没有走多远,与中苏关系恶化有一定关系。俄罗斯学者指出,在当时形势复杂和思想混乱的条件下,“中国的宣传就不难于在一些问题上把我们吓住,迫使我们处于守势,促使我们采取前后不一贯的、或者完全错误的立场”;毛泽东发起的全面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制约了苏联的改革与探索;赫鲁晓夫曾尝试改革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扩大农民宅旁园地(相当于中国农民的自留地)、自有牲畜,开放了农贸市场,中国的反修,使赫鲁晓夫不敢再走下去了;中国在“超英赶美”,赫鲁晓夫也不能落后,否则苏联就失去了“老大”的地位,于是他也提出要“赶超美国”,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 怎样认识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的地位? 在1984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恢复莫洛托夫党籍的会议上,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的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有什么敌人像赫鲁晓夫这样带给我们如此巨大的伤害。”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认为:“他给苏联在世界人民眼中的积极形象带来了无法扭转的打击。”但是,苏联普通公民显然不认同他们的看法;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中最善于与民众打交道的人,是最容易接近的领导人,人们把他当成“自己的领导人”。 正如赫鲁晓夫墓碑所寓示的,赫鲁晓夫是个“复杂的矛盾人物”。赫鲁晓夫做了许多推动苏联社会进步之事,数百万人从集中营回来了,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活动家被恢复了名誉,许多被流放的少数民族也返回了家园,许多严苛律法被废除,集体农庄庄员终于有了身份证,人们必须购买的公债被取消,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国内旅行,甚至可以到国外去。他比斯大林更关心民众的生活,如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开始了真正的“住房革命”。这一时期苏联的科学技术也有了长足发展,新建了数千家大企业,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站,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建成了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宇宙飞船第一次到达月球,第一艘载人飞船“东方号”被送入轨道,加加林成为进入太空第一人,开启了人类跨入宇宙的新时代。思想文化领域也活跃起来,出现了许多受群众欢迎的作品。但是,赫鲁晓夫易冲动,脾气暴躁,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其许多缺少理性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并产生了严重后果。总之,赫鲁晓夫仍是个矛盾的、有很大争议的人物,但他并非“修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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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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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的1957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了。这一年,他获得了个人最大的政治成功,同时,被苏共高层同僚指责的那些缺点,诸如好大喜功、独断专行和急躁冒进,赫鲁晓夫没有改正。赫鲁晓夫七年后的政治跌落绝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熟悉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属于那个时代一位最有名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从一个放牛娃到世界大国的领袖,再到一个从政治舞台中心迅速消失的“养老金领取者”,他的经历就是一段人生传奇。在赫鲁晓夫的人生经历中,1957年是最不平常的一年。他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年赫鲁晓夫六十三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清除了自己最大的威胁贝利亚,打压了斯大林看好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不顾党内高层中的反对意见,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在苏共二十大闭会当天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已经在最高权力的顶层上,安排好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

    对赫鲁晓夫的挑战主要来自党内高层,到了赫鲁晓夫现在的位置,也只有来自高层的反对和不满能够对他形成真正的威胁。在刚刚结束的苏共二十大后产生的新一届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有很多人因为不习惯赫鲁晓夫式的工作方式和行事风格而对他大失所望,心存牢骚、意见和不满。他们和赫鲁晓夫接触最多,赫鲁晓夫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最直接和深切。中肯地说,他们的意见很多都是正确的。对赫鲁晓夫身上比较突出的问题,正如研究者一致指出的那样,由于理论功底不深,赫鲁晓夫工作缺乏计划性,往往不重视科学论证,处理问题急躁草率,好大喜功,对任何问题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要求立即遵照执行。其实,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更深的根源还在于,他对周围的人,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同事缺乏应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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