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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春》复刊风浪

发布时间:2019-06-07 14:20编辑:中国史浏览(132)

    1978年9月,在北京长安街上,复刊后的第一期《中国青年》被人一页一页粘在一张大白纸上,成为一张特殊的大字报,引起了轰动。当时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李凌(曾任社科出版社副总编)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他最近撰文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汪东兴下令禁止 1977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仍未平反,人们仍然心有余悸,急需活跃思想,冲破禁区。为此,副院长于光远建议成立一个写作组,办一个刊物,暂名《未定稿》。 时任社科院办公室主任的邢方群推荐我参加这个写作组,加上《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林韦,以及两位青年同志——王小强和王晓鲁,就搭起了一个班子。 1978年9月10日,《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重点是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还发表了“童怀周”编选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上午,我们《未定稿》编辑部的同志们在新出的《中国青年》上读到这些诗,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两年多以前的天

    9月14日当天下午5点,团中央十大筹委会通知我们,汪东兴副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晚上8点,大家准时到新疆厅等候。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安门广场上,又和百万群众一起,参加声讨“四人帮”的波涛汹涌的伟大运动。 我们旁边办公室的同志下午到街上买《中国青年》,回来说,买不到,不准再卖了。我们想,“四五运动”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四人帮”粉碎两年多,仍未平反,现在《中国青年》又被扣押,肯定遇到巨大压力。(后来知道是汪东兴下令禁止发行的。)我们应该尽力支持,让广大群众看到这些文章,读到这些悲壮的诗篇,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群众一拥而上 于是,我们立即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再买一份杂志,我和王小强、王晓鲁三人把杂志拆开,一页一页贴在大张白纸上,并在重点文章和诗篇上加了鲜明的大红标记,以引起读者注意。我们又用红墨水大字写上一段按语,大意说:这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不知为什么,街上买不到了,现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请大家评议。 贴在哪里好?当时正是唐山大地震之后,我妻子黎勤在中国科学院地震局工作,我和她住在复兴门外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北门外临时搭起来的地震棚里。我天天骑车到建国门内社科院,上下班都要经过长安 街,看见西单路北有一段空墙,那里有几路公共汽车站,常有许多人在那里上下车。我想,贴在那里,肯定有人看。我就骑上自行车,编辑部工作人员聂峙砥乘公共汽车,我们带着这份大字报和一桶糨糊、一把笤帚,一到那段墙下,我就赶紧刷糨糊,她急忙往上贴。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两名戴着红袖章的持枪士兵前来干涉,吆喝:“不准贴,不准贴!”有一个士兵的两只手像铁钳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双臂,命令说:“你们不能贴!”还说:“你到我们领导那里说清楚!”这时围上来的人更多了,有些人对我们说:我帮你贴!我帮你贴!有的帮着刷糨糊,有的帮小聂贴,更多的则是把两个士兵和我围在中心,并对两个士兵说:“这些都是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下午就买不到了,贴出来让大家看,这又不犯法!”人们一拥而上,把士兵的双手拽开,低声叫我“赶紧走,赶紧走!”我得以脱身。 离开人群一看,人们已经把杂志全都贴完,小聂也乘公共汽车回去了。

    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与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较多联系,于是用各种方式向叶帅、邓颖超大姐、陈云、王震等同志申诉,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发行。为了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我们没有为这事找耀邦同志申诉。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己全部印完。按惯例,我们先将复刊样本赠送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送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各位成员。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购买和传阅。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圆满结局

    汪东兴无奈地说:“就这样吧,这期刊物要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诗词,我催请华主席为你们复刊题词。具体落实,由团中央同志去安排后报告我。”最后,他宣布:“今天开会的内容就到这间屋子为止,不准外传。”说着,他起身散会。

    1976年4月5日,发生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亦称天安门事件。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它继承了传统风格,又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青年面前。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是《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宣传画,封二是《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我们编辑部》的两幅照片。打开扉页,是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手迹,接着是叶剑英副主席和聂荣臻副委员长为《中国青年》这次复刊题词。

    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

    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正当全社沉浸在成功的欢愉中,情况突变!9月10日下午4时50分,主管工青妇群团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打电话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出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有问题。韩英立即打电话将杂志社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叫去,心神不安地说,刚才接到汪副主席的电话,批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有严重问题。主要是四条:

    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在单位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志雄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他学习。

    天安门广场布满了大小字报、诗词、标语。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晚上8时15分,汪东兴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厅,大厅里依次坐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和各位副主任;《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等杂志社的同志,依次坐在对面;旁边是两位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专作记录。整个大厅内的空气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压力不能说不大。

    汪东兴首先批评杂志社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经过他审查,《中国青年》就正式出版了,他很严肃地说:“我声明,我没审查。你没送中央,我不负这个责任!”他语气很硬,大厅内气氛顿时严肃紧张起来。关志豪和王江云立即作了解释和说明:按照送审程序和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清样出来,我们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审阅后才签字付印发行的。如果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认为有问题或无把握,应由他们向您请示。

    不仅是北京,全国人民都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受的镇压记忆犹新。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

    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30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现在这四条即使再严重,也不至于必须停印停发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竟如此决定,我们不能苟同!各编辑部门重新认真地审查了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和整个策划、组稿、采访、编辑等全过程,一致认为,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是合乎实际、合乎民心、合乎时代潮流和青年心声的,我们没有错!在组织上我们可以服从,暂时停发。但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允许党员越级申诉,于是我们连夜给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副主席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恳请恢复正常发行。主要内容是: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青年》杂志复刊30周年。1978年9月11日正式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公开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一度被下令停印停发,引起一场颇为轰动的风波。经过编辑部同仁的据理力争,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特别宽容,也得力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刊物说话,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回忆此事,对加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是颇有教益的。

    韩英传达的这四条,含有党中央副主席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事态自然非常严重。关志豪和王江云问,汪副主席说韩志雄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韩英说汪副主席没有说。他当即代表筹委会宣布:“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他要编辑部立即通知北京和外地各印点停印停发,已经发到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收回,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根据华国锋指示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华国锋硬说李冬民等人的目的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韩英传达的这四条,含有党中央副主席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事态自然非常严重。关志豪和王江云问,汪副主席说韩志雄有问题,不知是什么问题?韩英说汪副主席没有说。他当即代表筹委会宣布:这一期刊物立即停印停发,等待研究处理。他要编辑部立即通知北京和外地各印点停印停发,已经发到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收回,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

    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早在7月22日,我们编辑部分别给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其后多次催请无结果,眼看出版日期己到,华主席又出访阿尔巴尼亚,无法再等。我们如期收到叶帅和聂帅题词,按时付印了。

    汪东兴根据华国锋指示的精神,规定只准发表四五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周恩来逝世时的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和所在单位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志雄被选为共青团十大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他学习。

    汪东兴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批评归批评,越到后来口气越和缓,从“居高临下”变成为“彼此商量”,说:“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

    汪东兴非常生气,质问人民日报社写纪念社论的同志说:你们是不是要给周恩来另作一篇悼词?

    无可奈何,编辑部再次申诉说明。1978年9月14日上午一上班,编辑部将信又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华国锋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时呈送团十大筹委会。

    关志豪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再申述,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可以赶印加页;但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文章非常困难,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编辑部的意见被拒绝了。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汪东兴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批评归批评,越到后来口气越和缓,从居高临下变成为彼此商量,说:华主席让我和你们商量,一是不动,就照你们的意见办,毛主席诗词不登,华主席题词也不登了。怕什么?最多只能说汪东兴讲的、韩英讲的、筹委会讲的都不灵了嘛!最多说你们打了个胜仗。第二条意见,把华主席题词、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放进去,其他都不动。因为动了也不行。这也是你们信中说的。几位副主席同意你们的意见,说他们代表组织来的信,不同意怎么办?华主席同李副主席通了电话,批还是批一下。我说把握不大。华主席说,人家敢发你怕什么?发出去就发出去,只要他们敢干就干吧。

    第四,关于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在我们付印时,新华社尚未公开发表毛主席三首诗词。我们是用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1977年1月8日之前,人民日报社就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问题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

    一、复刊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时针正指在0时50分,回到杂志社已是15日凌晨l点半。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一起

    汪东兴首先批评杂志社无组织无纪律,没有经过他审查,《中国青年》就正式出版了,他很严肃地说:我声明,我没审查。你没送中央,我不负这个责任!他语气很硬,大厅内气氛顿时严肃紧张起来。关志豪和王江云立即作了解释和说明:按照送审程序和组织原则,《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清样出来,我们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审阅后才签字付印发行的。如果团十大筹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认为有问题或无把握,应由他们向您请示。

    晚上8时15分,汪东兴在秘书的陪同下走进大厅,大厅里依次坐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和各位副主任;《中国青年》复刊领导小组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等杂志社的同志,依次坐在对面;旁边是两位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专作记录。整个大厅内的空气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压力不能说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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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关于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在我们付印时,新华社尚未公开发表毛主席三首诗词。我们是用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这段解释是严重顶撞,汪东兴着实非常生气,他说:“你们写的是‘天安门事件’,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上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关志豪和其他几位同志一再申述,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我们都可以赶印加页;但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和《青年革命诗抄》文章非常困难,最好不要删改,以免造成不良影响。编辑部的意见被拒绝了。

    最后解决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即它意味着本期《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报道“天安门事件”真相和评价,以及刊登《天安门革命诗抄》和编者按语,都已得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完全认同和批准发行,等于是在“两个凡是”和“天安门事件”两大“禁区”的堤坝上,掘开了个大口子,历史潮流从这个大口子汹涌澎湃而出,再也阻挡不住。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期刊物270万份在全国各地迅速争购一空,又加印了30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发扬敢于讲真话讲真理的战斗风格》的消息,专门报道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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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东兴无奈地说:就这样吧,这期刊物要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诗词,我催请华主席为你们复刊题词。具体落实,由团中央同志去安排后报告我。最后,他宣布:今天开会的内容就到这间屋子为止,不准外传。说着,他起身散会。

    无可奈何,编辑部再次申诉说明。1978年9月14日上午一上班,编辑部将信又直接送到中南海,呈送华国锋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同时呈送团“十大”筹委会。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这段解释是严重顶撞,汪东兴着实非常生气,他说:你们写的是‘天安门事件’,诗歌全是天安门的诗,画也是天安门广场,谁看不出来?!英雄人物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定了的。

    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在工作中与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较多联系,于是用各种方式向叶帅、邓颖超大姐、陈云、王震等同志申诉,要求刊物内容不要删改,正常发行。为了不给耀邦同志添麻烦,我们没有为这事找耀邦同志申诉。

    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汪东兴继续翻着刊物,提出了对报导韩志雄的文章和《青年革命诗抄》的批评意见。关志豪、王江云都表示“承担责任”。宋文郁也站出来表示承担责任,并陈述自己的看法:“这两组文章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能发这样的文章。《青年革命诗抄》内容都是反对‘四人帮’的;韩志雄是英勇反对‘四人帮’的先进青年。反对‘四人帮’这有什么错?!这两组文章从标题到内文,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具体描述,也没有写‘天安门事件’的字样,题头画并没有描绘‘天安门事件’工人民兵与群众冲突的场面。青年们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献花没有什么不对。”

    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

    《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被下令停印停发,成为特大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引起首都广大读者和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青年》杂志复刊30周年。1978年9月11日正式复刊的《中国青年》第一期,由于公开宣传报道“天安门事件”,一度被下令停印停发,引起一场颇为轰动的风波。经过编辑部同仁的据理力争,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特别宽容,也得力于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刊物说话,这场风波最终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回忆此事,对加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是颇有教益的。

    由于汪东兴的禁令,纪念周恩来的社论不能发表。

    最后解决的结果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即它意味着本期《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报道天安门事件真相和评价,以及刊登《天安门革命诗抄》和编者按语,都已得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完全认同和批准发行,等于是在两个凡是和天安门事件两大禁区的堤坝上,掘开了个大口子,历史潮流从这个大口子汹涌澎湃而出,再也阻挡不住。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期刊物270万份在全国各地迅速争购一空,又加印了30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0月2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发扬敢于讲真话讲真理的战斗风格》的消息,专门报道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盛况。

    9日11日上午,编辑部将上述报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给华国锋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时抄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本文摘自《交锋》,马立成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汪东兴转而指着刊物说:你们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毛主席之嫌嘛。关志豪和王江云沉着解释,这篇文章不是影射毛主席的,恰恰是宣传毛主席破除迷信的一贯思想,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毛主席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的话不要迷信。

    这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步骤!编辑部早有预料,这期刊物肯定会招致一些反对和批评,但万万没想到竟遭如此厄运。大家愤愤不平地说:解放30年来,还从来没有因为刊物内容而被停印停发的先例。现在这四条即使再严重,也不至于必须停印停发呀!共青团“十大”筹委会竟如此决定,我们不能苟同!各编辑部门重新认真地审查了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和整个策划、组稿、采访、编辑等全过程,一致认为,这期刊物的全部内容是合乎实际、合乎民心、合乎时代潮流和青年心声的,我们没有错!在组织上我们可以服从,暂时停发。但同时,按照党章规定,允许党员越级申诉,于是我们连夜给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等副主席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恳请恢复正常发行。主要内容是: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汪东兴对这期刊物处理的四点意见:由汪东兴副主席去请华主席题词;增加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一、复刊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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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得出汪东兴的话有些松动和宽容,不管口气多严厉,只要允许刊物出版发行,就谢天谢地了。于是,关志豪立即代表大家表态:我们感谢华主席、汪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就按照您说的第二条意见办,把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

    汪东兴转而指着刊物说:“你们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有影射毛主席之嫌嘛。”关志豪和王江云沉着解释,这篇文章不是影射毛主席的,恰恰是宣传毛主席“破除迷信”的一贯思想,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毛主席1954年讨论第一部宪法草案时讲的话“不要迷信”。

    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时针正指在0时50分,回到杂志社已是15日凌晨l点半。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人民日报》1月份纪念周恩来的宣传,不论在规模上、文章数量上和评价高度上,都突破了这个禁区。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9月14日当天下午5点,团中央“十大”筹委会通知我们,汪东兴副主席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晚上8点,大家准时到新疆厅等候。

    9日11日上午,编辑部将上述报告直接送中南海,呈送给华国锋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并同时抄送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汪东兴接着批评说:“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诗词和像,还应该有华主席的照片和题词,你们都没有!”关志豪和王江云又解释说明:我们刊物付印时,毛主席诗词三首还没有发表。我们采用1948年毛主席亲笔题词的手迹更亲切。早在7月22日,编辑部就分别给华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写信,恳请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求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后来催请多次,通知我们说华主席出访,来不及了……

    汪东兴继续翻着刊物,提出了对报导韩志雄的文章和《青年革命诗抄》的批评意见。关志豪、王江云都表示承担责任。宋文郁也站出来表示承担责任,并陈述自己的看法:这两组文章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能发这样的文章。《青年革命诗抄》内容都是反对‘四人帮’的;韩志雄是英勇反对‘四人帮’的先进青年。反对‘四人帮’这有什么错?!这两组文章从标题到内文,没有出现‘天安门事件’具体描述,也没有写‘天安门事件’的字样,题头画并没有描绘‘天安门事件’工人民兵与群众冲突的场面。青年们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献花没有什么不对。

    圆满结局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己全部印完。按惯例,我们先将复刊样本赠送给党中央主席、副主席,送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各位成员。北京地区已有4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先购买和传阅。

    1978年9月11日,停刊12年的《中国青年》复刊第1期正式出版了!它继承了传统风格,又以新时代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青年面前。复刊第一期的封面,是《跟随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宣传画,封二是《敬爱的周总理来到我们编辑部》的两幅照片。打开扉页,是毛主席1948年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手迹,接着是叶剑英副主席和聂荣臻副委员长为《中国青年》这次复刊题词。

    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部主任以上干部开会,传达汪东兴对这期刊物处理的四点意见:由汪东兴副主席去请华主席题词;增加新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三首和照片;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复刊突然停发

    正当全社沉浸在成功的欢愉中,情况突变!9月10日下午4时50分,主管工青妇群团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打电话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主任韩英,指出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有问题。韩英立即打电话将杂志社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叫去,心神不安地说,刚才接到汪副主席的电话,批评《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有严重问题。主要是四条:

    汪东兴接着批评说:第一期应该有毛主席诗词和像,还应该有华主席的照片和题词,你们都没有!关志豪和王江云又解释说明:我们刊物付印时,毛主席诗词三首还没有发表。我们采用1948年毛主席亲笔题词的手迹更亲切。早在7月22日,编辑部就分别给华主席和各位副主席写信,恳请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求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后来催请多次,通知我们说华主席出访,来不及了……

    《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被下令停印停发,成为“特大新闻”,不胫而走,很快引起首都广大读者和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早在7月22日,我们编辑部分别给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恳请他们为《中国青年》复刊第一期题词;并请能在8月底前交编辑部,以便赶上9月2日付印。其后多次催请无结果,眼看出版日期己到,华主席又出访阿尔巴尼亚,无法再等。我们如期收到叶帅和聂帅题词,按时付印了。

    大家听得出汪东兴的话有些松动和宽容,不管口气多严厉,只要允许刊物出版发行,就谢天谢地了。于是,关志豪立即代表大家表态:“我们感谢华主席、汪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就按照您说的第二条意见办,把华主席题词和毛主席诗词及照片都放进去,其他的都不动。”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复刊突然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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